文/孟婧雅

车站值班员朱素军与卞庄站的缘分始于1986年,揣好毕业证,背上行李包,蹬着“永久51”,网兜里的铝皮饭盒不时“咣咣”拍着车轴,半个多小时便从明光家中到了车站。师父曹永昌老远迎上来,接过车把手,领着他里里外外把这个建在开凿山壁上的小站转了个遍。坐在山坡上,望见竞相吐艳的油菜花、扑腾翅膀的鸡鸭鹅、绵延起伏的丘陵地,不远处,7条穿山而过的上下行铁路线在阳光下闪着银光,一扭头,师父正为他擦着车轮上的泥。

山上的苦楝树黄了又绿、绿了又黄,纵深不过四五十步的车站小院儿见证了建于1920年的卞庄站从最初京沪线上集行车、调车、客货运业务于一体的给水站,到如今每个班仅3名行车人员在岗的非办客站,也见证了朱素军从助理值班员到车站值班员所经历的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。今年是58岁的朱素军工作后的第39个春运,从正月初一傍晚5点到站接班、初三早上8点下班,到正月初五傍晚5点返站接班、初七早上8点下班,春节8天假期,朱素军却有大半是在车站度过的。他说,铁路人的日子就是随着车轱辘转,无论白班夜班,捎上家里的腊肉香肠,与班组同事在岗位上守岁也是过年。

凌晨1:43,似有几声鸟鸣划破山间寂寥。朱素军一骨碌从宿舍床上爬起,推开窗,被凛冽寒风呛出个喷嚏。按下兜里准时在1:45响起的接班闹铃,拧开水龙头迅速冲把脸,出了寝室,穿过小院儿,步入行车室。熟悉的前后排桌椅,“咔哒咔哒”的鼠标操作声,不时响起的对讲机呼叫……朱素军先与同事交接未完成的调度命令内容,再核对日班计划和阶段计划,确定无误后,接过对讲机,便在操作台前坐了下来。下半夜的第一个作业高峰是2:00-4:00,很快5:30-8:00又迎来第二个作业高峰,最忙的时候差不多每两三分钟便要完成一趟列车接发。朱素军全神贯注地盯着屏幕,一丝不苟地监控着列车运行计划和闭塞情况,通过固定电话和对讲机不断与调度员、列车司机等工作人员保持密切沟通,尽管已经历多年春运“大考”,但剧增的车流量、繁重的生产任务都令他深知此时更需力保精准无误。

行车岗位作业的精准无误离不开对列车位置和运行状态的精准把控。一趟到开列车有28项作业程序,平均要说24句话；一趟通过列车有18项作业程序,平均要说15句话。只要坐在电脑显示屏前,无论是与调度员联系、监视列车运行情况还是反馈生产信息作业,朱素军与同事始终注意力高度集中,生怕在对讲机联控呼叫时错说一句。春运期间的卞庄站每天约有257趟接发列车作业,其中7趟到开列车、250趟通过列车,一天下来大约要重复3918句话,还不包括施工天窗修时与设备单位的联系,每个班下来,朱素军与同事都嗓子生疼,却在一次次沉稳坚定的呼叫联控中与列车之间一次次深厚着默契。

与师父朱素军一样,徒弟张新宇也是一入路就被分配到卞庄站跑起了通勤。在这个“00”后车站值班员眼里,像根钉子“扎”在车站的师父就是个“闲不住”:会组织大伙儿根据列车运行秩序和天气情况细化班前预想,会利用间休时段扎起围裙去小食堂帮帮厨,会在天气好的时候提醒车站里的小年轻晒被子……对徒弟的“连珠炮”,朱素军笑言大概是自己从一入路就骑车跑通勤不知不觉攒下的“职业病”——自行车不一直使劲儿蹬,走得哪稳当呢?“春运待避列车多,走,咱爷俩再去看看线路”,拍拍徒弟的肩,坐在山坡上间休的师徒俩不约而同望向穿山而过的铁路线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