湖沟蜜薯

□单永才

前阵子回湖沟老家,正赶上早茬蜜薯采收。田垄间,紫红油亮的果实正从暄软泥土里往外拱,带着潮气的泥星子沾在表皮,活像刚出锅的糖糕——黏糊糊、胖乎乎、瓷实实的,甜津津的气息顺着缝隙直往外冒。如今的湖沟蜜薯真是浑身是宝:果肉甘甜自不必说,嫩叶蒸菜鲜嫩得能掐出水,叶梗炒着吃带着清爽的脆劲,都是餐桌上抢着尝的时鲜。它早不是当年窝在洼地里的“土坷垃”了,走到哪儿都带着勾人的香,成了皖北平原上响当当的招牌。城里超市的货架上,总得给它留块最打眼的位置,不然都对不起那股从泥土里钻出来的甜。

但老辈人都记得,这蜜薯早年没改良时,就叫红薯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湖沟,家家户户的日子都绕着红薯转:田埂边的地窖里码得满满当当,房檐下挂着一串串晒得半干的红薯干,就连灶台边的瓦缸里,也盛着磨得细细的红薯面。“红薯面、红薯馍,离了红薯不能活”,这句在湖沟田埂上滚了大半辈子的话,字字都是实情。那时的红薯哪有什么金贵气,简直是救命的粮草。红薯面馍蒸出来黑黢黢的,带着股土腥味,咬一口剌得嗓子眼发麻,咽下去能沉甸甸顶到心口窝,可就是这东西,把一辈辈湖沟人从饥荒里拽了出来。

那天在蜜薯地里碰见老王头,他正蹲在垄间拔草,烟袋锅子在脚边磕得梆梆响,给我讲了段旧事。有年冬天,雪下得没过膝盖,地里的麦苗全冻成了冰碴。他家地窖里,只剩最后一筐平时舍不得动的红薯。那会儿他五岁的弟弟染了风寒,烧得迷迷糊糊,嗓子眼干得冒火,母亲抱着弟弟直掉泪。夜里,父亲揣着三个冻得硬邦邦的红薯钻进灶房,埋在灶膛余烬里焐了半晌,掏出来时外皮焦黑,掰开却冒着白气。父亲把烫得直嘘气的红薯心儿一点点抿碎,吹凉了喂给弟弟,自己则蹲在灶门口啃那层焦皮,咯得牙床生疼。“就靠那筐红薯,俺弟弟愣是扛过来了。”老王头用袖子抹了把脸,指缝里还沾着新刨的泥土,“现在的孩子哪见过这光景?蜜薯蒸着吃、烤着吃,还能做成凉粉,金贵着呢。”

日子就像地头的老井,一年年往深处扎,井水却越来越甜。等人们不再为填不饱肚子发愁,红薯便从主粮的位置上退了下来。灶台上偶尔蒸些红薯,孩子们抢着剥皮啃,才咂摸出几分清甜味。那时湖沟的红薯,还只是田埂边不起眼的“无名之辈”,连镇子的门槛都跨不出去。

变化是从镇上推行“一村一品”　开始的。陈海村先动了心思,从外地引进脱毒蜜薯新品种,在大棚里培育秧苗。早春的大棚暖意融融,新苗从土里钻出来,嫩得能掐出水,沾着晨露在棚膜上晃悠,风一吹,叶尖扫着棚膜,沙沙作响像在说悄悄话。这些娇贵的秧苗栽到地里,少了虫害侵扰,长得格外旺盛。收获的红薯个个滚瓜溜圆,切开黄澄澄的,甜香能飘出半条田埂,馋得人直咽口水。

如今再看湖沟的蜜薯地,早已没了当年的寒酸气。农用车在田埂上突突驶过,后斗里的蜜薯堆得冒尖,紫皮上沾着的泥星子都泛着光。地头的收购点里,电子秤滴滴答答响,老汉们数着钞票,指关节敲得票子哗哗响,脸上褶皱里淌出的笑意,比蜜薯还要甜。陈老汉的孙子在县城开了家“湖沟蜜薯坊”,烤蜜薯的甜香能飘大半个街区,城里的年轻人排着队买,都说这是“从泥土里长出来的甜”。

傍晚的凉风扫过蜜薯地,叶子沙沙作响,像是一群人凑在一起唠嗑,说着蜜薯的老故事。谁能想到,从饥荒年代熬过来的红薯,如今裹着金贵气,成了湖沟人手里的宝。它不再是救命稻草,反倒成了牵往好日子的绳——一头拴着田埂上的黄土,一头连着外面的大世界,把湖沟人的日子,拽得一天比一天甜。